一位底层性工作者的自述
这篇自述文章采写于七年前，主人公叫吴献芳，48岁，在一个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和三四个姐妹同住，这里被当地人称作“十元店”。有人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：最贵的如夜总会“天上人间”，然后一档是宾馆和洗浴中心的“叮当公主”，其次是按摩店、休闲店和发廊，收费过百，再次就是站街女。而十元店，几乎是低到尘埃里，属于性产业中的“大排档”。我住的这间黑魆魆的地下室，更像个潮湿的洞穴。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，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，由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着，散发出一片红色的柔光。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，看上去没有皱纹。我们住的旅社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，但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，并且有一股柴火熏过的气味。楼共有三层，每层九个单间，每间房比乒乓球台稍微大些，由木板隔开，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。我的房间里，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。我就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，等客人来。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，或者外地的中年农民工。每次价格10元到30元不等。进入这行并不难，无需身份证，也无需押金，只用15元，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。有姿色的，再赶上好运气，一天能流水线似地接十几个客人，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。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，旅社老板把地下室利用起来，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。一天最热闹的时候是打热水。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，热水也是限时供应，每天两次：上午八九点，下午两点。开放完毕后，这里的老板会锁上水龙头。这里的姐妹为了保证客源大多数不用安全套，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。我有时用，有时不用，有没有病能看得出来，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，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。妇检的价格30块，我从来没有做过，那是冒三次被抓的风险，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。当身体感觉异样的时候，我就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“消炎针”的吊瓶，20多块钱，说是青霉素，消肿以后就可以继续开工了。五六年过去，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，除了逢事回家，我全年无休。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疲沓了，干这档子事，跟下地种田一样。反正，做这行之前，苦活累活我也没少干。我不识字怕被偷，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，寄回家里。姐妹们里流行“找个有钱人”，所谓有钱，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。事实上，除去吃饭和房租，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。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，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我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。一旦被带进局子里，第一次拘留15天，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，要么就罚款3000元（编者注：吴献芳自述时劳教制度尚未废除）。3000元，意味着必须接150个客人，才能还清罚款。我被抓过两回，我怕儿子打不通电话，会担心，所以每次被抓就赶紧交钱赎身，头一回600块，第二次3000元，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。我曾想不干了，但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，二儿子眼瞅着21岁了，没钱找不上媳妇，想着想着，我又决定回来。现在竞争越发激烈，要会勾肩搭背，嘴巴甜。我年纪大了，也不会说话，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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